向科技领跑者跃升需从改革找动力（审时度势）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什么是改革的重点？显然是体制。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推动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科技体制及其相关体制深刻变革。”我国科技要实现从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的转变，迫切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体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深化创新人才管理体制改革。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谁拥有了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我国现行的创新人才管理体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厘清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打破创新人才管理的思维定式，尤其是完善人才计划，充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目前，我国人才计划种类繁多、政策目标差异较大，这使人才引进、人才选拔、人才奖励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人才计划的层层申报评审机制，特别是人才计划的“标签头衔”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诱发了一些问题，容易导致人才计划的异化，使创新人才把许多精力浪费在追求“标签头衔”上，而不是放在创新活动上。解决这些问题，应进一步改革人才计划管理模式。一是将人才计划的政策目标进一步聚焦到引进合适的人才上，国家人才计划应以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为目标，地方人才计划应以满足区域发展战略需求为目标，二者应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应注重人才质量，采用“一事一议”“一人一策”的方式，并强化人才使用单位在人才管理中的主体责任。二是推进人才管理模式从政府通过人才计划直接管理人才，向政府通过人才政策引导用人单位完善人才管理转变，统筹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防止人才计划出现标签化倾向，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创新积极性。三是强化人才计划顶层设计，精简合并相关人才计划，优化完善引进类人才计划，将奖励类人才计划分别纳入政府奖励和社会奖励。纳入奖励体系的人才计划可以采取推荐制，纳入资源配置竞争体系的人才计划应继续实行申报制，强化对人才科研方向的引导。
深化科技创新奖励体制改革。近年来，我国科技奖励体系不断完善，在激励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科技奖励体系在奖励的主体、客体、过程与效果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奖励体系大部分以社会性奖励为主、政府性奖励为辅，大多数奖励主要面向个人设奖。我国科技奖励以政府性奖励为主，且主要针对项目进行奖励，学术共同体认可和市场认可在激励科技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同时，针对项目的科技奖励由于获奖人数有限，一些项目参与人员的贡献往往得不到体现，因此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的隐患。此外，在科技奖励体系中，奖励评审成本过高的问题也较为突出。一项国家级科技奖励，需要通过逐级申报、推荐、选拔、答辩等程序，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也给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带来一定困扰。因此，深化科技创新奖励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奖励对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是一个需要解决好的重大课题。科技奖励应聚焦于科学价值创造（自然科学奖）、技术价值创造（技术发明奖）、经济价值创造（创新发展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应主要面向科技工作者，创新发展奖应主要面向企业家。此外，应建立公开透明的奖励遴选评价办法，改革科技奖励申报制度，加强遴选过程和结果的社会监督，将奖励对象从以项目成果为主向以创新人才为主转变，进一步区分政府性科技奖励与社会性科技奖励，突出政府奖励的荣誉性质，支持鼓励符合标准的科学共同体、社会组织设立社会性科技奖励，更好地激励科技人员创新。
深化产业创新发展体制改革。自2006年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来，我国产业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成效显著，涌现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但是，总体而言，我国产业研发投入能力、产业创新能力仍然不强。从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战略机遇、争取新一轮产业国际分工主动权的需要来看，我国产业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因此，需要深化创新领域政府“放管服”改革，明确政府权力清单，改进市场准入管理机制，健全产业技术创新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加速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一是聚焦重点行业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需求，特别是大飞机、高铁、燃气轮机等重大装备发展需求，鼓励建设企业主导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制造业创新中心，有效整合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资源。二是加强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为核心的领军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布局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引导企业加大产业前沿技术研发力度，抓住技术追赶“机会窗口”。三是支持企业海外技术并购，构建适应全球生产营销业务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四是强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对产业基础和前沿技术的持续支持，组织开展产业技术预见和基础、前沿技术研究，掌握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的主动权。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转身（大家手笔）
在科技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既是华丽的，又是艰难的。它需要高瞻远瞩地把握创新规律，认识到领跑特有的表现形式，并审时度势选择正确的领跑方向。
按照创新的阶梯发展规律，从低到高共有四种创新。效率式创新是通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周密的管理体系、严谨的工艺路线和精准的资金投入，从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切入；开发式创新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或集成创新来实现整合型技术发展；高新技术式创新涉及把现有的科学知识变成可实现的技术突破；颠覆式技术创新是最高阶的创新，它是在基础研究新成果与新技术结合的基础上推动产业新变革，需要从基础研究做起，实现全链条贯穿。上述前三个阶梯，仍属于跟踪式创新的范畴，只有到达最后一个阶梯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跑者。
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效率式创新已进入边际效益递减阶段，开发式创新已接近尾声，热点领域的高新技术式创新大都差人一步。现在，我们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就一定要锻造以自主创新为利刃的颠覆式技术创新之剑。能让一个国家一举成为领跑者的颠覆式技术创新有四种类型：一是里程碑式进展，其在理论或技术上具有新一代的标志；二是源头式发现，就理论而言它就是文献计量学中引用树的分叉点，就技术而言它就是新开辟的技术；三是颠覆性发现，既推翻或升华了现有理论，又能碾压现有的主流技术，其标志是覆盖式的理论平台或由此而扬弃的技术链；四是从理论到技术的新贯穿，其标志是突然出现的、密布的专利群或新产业的孕育。
颠覆式技术创新要求极高，实现起来非常不易，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突破。首先要有思想理念的突破。以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为荣，不能言必称希腊、贤必举欧美，同时在研究选题上不能在已有研究工作的夹缝中选择题目。其次要有科学手段的突破。大科学仪器、大科学工程将成为颠覆式技术创新的基础。如何支持这些投入巨大、有回报也有风险的科学手段建设，将成为考验各个研究资助机构的试金石。最后要有评价体系的突破。现有的主观式评价（如常规的同行评议）基于对已有学术价值观的共识，现有的客观性评价来自对已有学术数据的延续。但若要遴选出真正的领跑者，需要采用非共识评价、颠覆性评价、创新度评价、交叉式评价等非常规评价体系。
讨论完理论，回到我国现实。到2020年或2030年，我国科技在哪些领域有可能领跑全球？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虽然无法准确判断，但可以从可能性和重要性这两个维度来作出预测。综合分析，在以下五个重要领域我国科技有可能率先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一是智慧数据。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体量，而且具有相当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是发展智慧数据科学的土壤；我国具有强烈的对超大数据进行智慧发掘的需求，这是发展智慧数据科学的驱动力。同时，我国还具有发展智慧数据科学的人才基础。二是新物理。我国在低维物理方面人才济济，在低维超导、低维器件等方面孕育着新突破，在暗物质科学的实验手段和空间探测上已经占有先机。此外，我国在中微子物理上也有人才、装置和国际合作的优势。三是合成生命。化学生物学领域我国已快速地从跟踪走向并行，基因编辑的横空出世、对生命结构探测手段的大规模运用，都可能促进我国升级为合成生命研究的强国。四是量子跃迁。量子通讯方向是我国在该领域领跑的首选之路，量子计算则可能带来计算机技术的颠覆式发展而紧随其后。在量子化学、量子限域和单原子催化领域，我国学者目前已非常活跃，是另一个有希望的方向。五是人机网共融。对人工智能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的主流方向，我国科学家已经吹响向以人工智能2.0为标志的科技前沿挺进的号角，在互联网、物联网、务联网、智慧网联动下的人网共济研究是人工智能的新方向。
我国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正在到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值得广大科技工作者为之奋斗。
（作者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