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
“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化
“一带一路”与之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是另外一套思路和方式。我们更加强调政策沟通，战略对接，规划对接，项目对接。对接说明政府要在这些活动里发挥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千差万别，无论是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人口、宗教、市场、发展水平等，差别都非常大。只有通过政府前期的对接沟通，才能让我国企业有所发展，也能够让当地民众获得好处。 “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要让沿线国家当地的老百姓得到福祉，让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惠及当地的老百姓。
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带一路”已不再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而是变成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的事业，这是最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首先提出来的，我们自己要努力推动，现在则变成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的事业，要大家一起来推动。
习主席在开幕式致辞里提到，“一带一路”是一种包容性全球化。我们要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如果我们把“一带一路”看成是经济全球的新版本，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很多错误的理解就可以得到避免。这也是我一直倡导的一件事情——丝路精神。
所谓“丝路精神”指在“丝绸之路”上薪火相传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中国政府现在提出“一带一路”，使用了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们要回到历史上，要重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我们要注意丝路精神。什么是开放包容，什么是互学互鉴，什么是互利共赢，什么是和平合作，这就是“一带一路”之道，道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中国倡议到全球共识，如何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其实它就是丝路精神加全球化的过程，加起来就等于包容性全球化。总书记在去年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也提到过，“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用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前说过一句话，“一带一路”能够把世界团结起来，促进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在峰会开幕式上，很多国家首脑都提到，让全球化惠及每一个地区，不要让每一个地区落下。通过这次峰会，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原有的全球化不能满足让全球各国、各地区人民都富裕繁荣起来的需要。所以，需要新的全球化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新型全球化的过程。概括这一新的全球化过程，就是包容性的问题。
关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制度、经济和技术力量共同作用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其中既包含有客观的动力也涉及制度因素。从客观动力来看，一方面，资本积累具有无休止的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让零部件“外包”日趋流行，这使得世界很多地区被紧密的供应链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全球生产网络。此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让跨越空间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产生了所谓的“时空压缩”。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创造了可能性，决定性因素是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相信”自由贸易是有利的，纷纷拥抱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
经济全球化确实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全球1%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剩下99%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被全球化边缘化了。这些问题如果靠原有的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全球化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首脑和联合国的秘书长还有国际组织，都呼吁或者都期望“一带一路”能够成为下一个阶段全球治理的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面对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怎么办？是把它打翻重建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方式和技术决定了，我们不能打翻。同时，我们又不能容忍它按照现在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所以要改革全球化的机制，而不是推倒重来。正如习主席在演讲中也反复强调的，“一带一路”不是要推翻重来，不是要打倒重来，我们要改革。
怎么改？首先，应重视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维系社会公平和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依赖市场机制解决所有问题；其次，推崇发展道路选择的多样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推广一条道路，即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探索适宜的发展道路；第三，强调国家之间发展战略的对接，寻找利益契合点，这并非仅仅满足资本“信马由缰”的空间扩张需要，将让更多地区受益；第四，坚持“开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理念，突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放在首位，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第五，遵循“和而不同”的观念，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求繁荣、共享和平。
开放包容、三共原则、和而不同都是包容性的体现。“一带一路”就是对现有经济全球化的改造和改革，是包容性全球化，从理念上讲不要让任何一个地区落下的全球化。当然，在现实中，如果不让每个地方都落下确实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