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测人员在天山1号冰川
天山1号冰川在1993年彻底分离为各自独立的东西两支。
天山站楼道内的照片墙，第二排左数第三位是李忠勤。
陈建安
李忠勤心里很清楚，自己那位沉默的老友快不行了。
它已经沉默了480万年。尽管最近这20年，李忠勤一直在努力把它的情况告知外界，但在这位中国科学院天山冰川观测试验站（以下简称“天山站”）站长看来，根据最新的“体检报告”，位于乌鲁木齐河源区的天山1号冰川，只剩下50年生命。
这相当于一位80岁的老人，进入不到8小时的死亡倒计时。
这位“老人”见证过火山喷发、洪水肆虐、核弹发射。它的躯体融化成水，顺着河流进入有8个区县、51个民族、355万人口的城市，滋润着乌鲁木齐市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它融化速度加快。
根据天山站的预测，未来某天，这个庞然大物会在日光下彻底化为浑水。按照目前的速度来看，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给冰川体检
天山1号冰川是中国观测时间最长、资料最为详尽的冰川，也是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长期选定的参照冰川之一，它的面积、气候、位置等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生与死，能预言全世界冰川的命运。
“我这个人只看眼前，不太考虑以后。” 27岁的陈建安说。他是天山站最年轻的职工，爱穿一身黑，嗜烟。站长李忠勤是他的“老板”，也是长辈。陈建安的父亲在天山站做了20多年后勤工作，开车、做饭，有时也负责观测。上小学之前，他就来过1号冰川。
在皑皑积雪之下，这是一座由固态降水积累、压实、结晶、冻结而形成的巨大冰体，即使表面积雪消融，它依然存在。
那时他5岁，冰川480万岁。在巨大而耀眼的白色背景中，两条冰河从三座尖锐的山峰间流泻而下。
“就是一个大冰块嘛！”小男孩儿眼睛被晃得睁不开，掉头就跑。
当时他并不知道，两年前的1993年，天山1号冰川原本相连的末端彻底分离，成为各自独立的东支和西支。他更不可能想到，十几年后，自己会将观测“冰块”作为自己赖以谋生的职业——和父亲一样。
这份工作近乎寂静。山上刚下了一场雪，一脚踩下去快要没到膝盖，陈建安和同伴穿着雨靴行走在雪地里，耳边只能听到呼呼风声和自己粗重的喘息。唯一一处从雪地中露出的冰面位于冰川西支末端，像一只匍匐巨兽的爪子。盛夏将至，覆盖在山体表面的积雪会消失，整座冰川将显露出来。
从山脚下仰头看上去，冰川显得更大了。陈建安塞上耳机，用激烈的电子摇滚乐抵挡着周围的静默。他中专肄业，“如果能找到工作，应该永远不会再来这里。”
“爬山的时候他们不听歌，好像就我一个人这样。”陈建安说。“他们”指的是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研究员，以及李忠勤从高校招收的学生。从1959年建站至今，几乎每年夏天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他们”都要对天山1号冰川进行两次系统“体检”——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顶端，测量这个“巨人”的体型、体温和身高。最近的一次，是2017年4月底。
李忠勤好几年没承担具体的观测任务了。他几乎走遍了全中国的冰川，但每次出发前依然期待。起初源自好奇，现在则是熟悉。4月底的这天，天气很好，他只穿一件单薄的卫衣坐在雪地上，头顶裸露着白发，眼睛盯着冰川看。在站上待了十几年，他正在跟冰川一起变老。1.54平方公里的冰川上投射着云层的阴影，55年前，它的面积是1.95平方公里。
在冰川的东西两支，近50根红白相间的“花杆”按照等高线均匀分布。海拔从低到高的编号依次为A～I排，一直延伸到冰川平坦的顶部。陈建安的工作就是跑遍花杆的每一个位置，用纸笔记下它露出雪面或冰面的长度，通过与往年的数据对比，研究人员会推算出冰川的积累量与消融量的差值，即“物质平衡值”，这个数值的正负能反映冰川在生长还是衰亡。
这份工作意味着什么，陈建安不感兴趣。在冰川上，大家干一样的活儿。下了冰川，他与其他人身处两个世界。别人讨论科学话题时，他从不摘耳机。他的桌子上摆着鸡尾酒，烟灰缸里塞满烟头。
夏天的时候，他躺在冰川上侧过头，能清晰看见冰面上嵌着细小灰暗的颗粒。这些颗粒正在逐年增厚、变密，有的地方颜色已经和陆地一样深，甚至长出暗色的藻类。
“就像人在夏天穿了一件黑衣服。” 李忠勤说起自己打了无数次的比方，“这些冰尘颗粒在冰川上形成污化面，导致冰面反照率逐年下降，更多的光能和辐射被冰川吸收。”这是冰川加速消融的重要原因之一。冰川无力反抗这件“死亡黑衣”，只能穿着它，任由冰雪“肌肤”慢慢融化萎缩。
天山站的展室内有一张图表，它显示，30多年来，天山1号冰川的积累量远远小于消融量，一个大大的红色箭头，一路向下方指去。
死亡的讯号
陈建安的脚印已经围着冰川从右至左划了一个“n”形，包里的牛肉干和巧克力也快吃完了。这个季节冰川上还有厚厚的积雪，他走得累了，索性坐在雪上往下滑。
山脚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几个学生还在测量冰川末端位置。他们用白色喷漆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写下当天的日期，那是冰川末端位置的粗略标记。这样的岩石有十几块，从下往上年份越来越近，喷漆的颜色越来越新，岩石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这意味着，冰雪消融速度加快，每一道白漆都是冰川的“病危通知书”。
许多岩石早已随着冰川运动消失不见，或者被冰体摩擦得很锐利。陈建安曾用喷漆在一旁的岩石上涂鸦，后来却找不到了。
最近的测量显示，天山1号冰川在2016年4月～2017年4月的一年间，东、西支分别退缩了约7.2米和6.3米。“黑衣”与“白漆”，意味着这座冰川正在步入死亡。
观测人员回到站上时，太阳还没落山。在这里，黄昏不需要被珍惜，它会一直徘徊到将近22点。19点是晚饭时间，年轻人围坐一桌，“老人”李忠勤在圆桌旁举着酒杯说：“按照当前的速度，天山1号冰川在50年后将彻底消失。”
他没有抬头，眼皮向下垂着，瘦削的背微微驼着，“到时候你们要告诉我。”
冰川脚下，狭长的乌鲁木齐河源同样沉默。过一阵子，封冻的河源将会流动起来，那是冰川生命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天山站是它的必经之地。
几栋一两层高的小房镶嵌在高耸的褐色山峰里。日照强烈，清澈的河水在房子背后日夜击打着碎石，把它们磨得光滑无比。李忠勤已经在站里工作了20年。
“冰川50年后就消失了？”刘师傅一脸错愕，继而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不相信。”他藏在帽檐下的脸晒得黝黑，身后乌鲁木齐河水流湍急。
他是一家冰川水厂负责运水的司机，每天上午8点从乌鲁木齐出发，驾车沿216国道走2个小时的山路，抵达位于天山站旁边的取水点，从地下抽取38公里以外的冰川融水。车后圆滚滚的水箱空空地来，满满地回去。
十几年来，刘师傅早已熟悉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路上不断有大型货车经过，会车时通常需要擦着崖边。几乎每拐过一个大的弯道，一侧的谷底就会出现几台已经跌落成碎片的车。他从来不往下看。
那些货车多是为山间厂区拉货的，车的后斗满载着煤块和石灰石。与另外一条路相比，216国道能将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路程缩短130公里，而且沿途没有收费站。滚动的车轮会带起弥漫的黄色沙尘，一直延伸到冰川脚下的采矿点，形成一团巨大的烟雾，高大的吊臂在雾中日夜不停地摆动。
几乎每天早上，刘师傅都会碰到赶着羊下山的赛力克哈孜，大家都叫他“老三”。这个哈萨克族牧民住在天山站西侧的山上，乌鲁木齐河隔在中间。他家里的电线还是上世纪80年代通过天山站拉上去的。有时陈建安会从山下跑上来，缠着他要马骑。
老三50多岁，穿着米黄色的夹克，戴着鸭舌帽。多年以来，他不敢穿白色的衣服。因为不远处的水泥厂会冒出黑烟，在衣服上留下一道道印子。山上的云杉远看都是白的，树枝一抖就会落下一头一脸的尘土。他有时在山顶熬雪喝，壶底留下一滩渣滓。“有这么厚！”他伸出拇指和食指，中间隔了足有四五厘米。
在家里五个弟兄之中，他排行第三，是成年后唯一放牧的那个。其余的弟兄多是到了山下的乡镇，有的做了教师，有的做了公务员。只有他依然每天赶着上百头羊，“从这个山坡到那个山坡”。
刘师傅发现，这些年山坡上的草明显变矮了。“原来起码十几公分。”他低下头，脚下的草刚刚冒出地表，尚且盖不住裸露的岩土。
太阳一出山，远处矿厂的、路上的、山头的尘土就会混成一团巨大的烟瘴，缓慢地向冰川方向移动，再缓慢降落，为它穿上那件无法摆脱的“死亡黑衣”。
更遥远的死亡讯号，从上世纪80年代传来。天山站的副站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导师王飞腾介绍，1960～1980年代中期，乌鲁木齐河源区的气温和降水尚处在正常波动的范围。自1986年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气温和降水迅速同步增加，河源区进入历史上最为明显的暖湿阶段。据中国气象局统计，2016年中国夏季最高温度突破了历史最高值。从2014年起，全国高温天数逐年增加。
老三明显感觉到，“冬天越来越热”，再也穿不着皮裤和羊袄，山上的雪线也越来越高。
“气温升高，冰川上积雪变薄、结构变简单，各种粒雪的边界变模糊，造成消融区持续扩大。”李忠勤说。十几年来，他与这个老友见面超过百次，眼看着它变得黑瘦、矮小，像个垂暮的老人。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1号冰川的面积已经缩减了约19％。它的“黑衣”越来越厚，冰面从透明变得浑浊。如今，李忠勤要走更远的路，才能到达冰川末端。冰面上积着水珠，滴滴答答地落在地面，像是它生命倒计时的沙漏。
死亡讯号并非只传送到1号冰川，天山区域很多冰川也都穿上了“黑衣”。根据天山站的预测，最迟到21世纪末，该区域80％左右的冰川都会随着这位“老人”一同逝去。届时，夏季从空中俯瞰东西绵延2500千米的天山山脉，白色的枝蔓将会消失不见。
讯号也传送到了南北极，那是全球冰盖最厚的地方。英国的研究人员近期发表报告称，随着气温升高，南极半岛未来或许将成为一个绿色的岛屿。北极响起水流声，融化的雪水一直涌到了“全球种子库”的入口。这个种子库为世界末日而设，储存着全世界82.5万个植物品种，代表1.3万年的人类农业史。
“我不相信。”刘师傅重复了一遍，身后的水箱顶部开着口子，畅快地迎接着喷涌而出的冰川融水，“大自然的事哪是人能控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