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第一代农民工
马勇1956年出生在安徽最贫穷的濉溪县，当地有知识的人将那里称为安徽的西伯利亚。
在马勇的记忆里，一年到头就是吃红薯，早上煮红薯，中午红薯面条，晚上红薯窝头、炝红薯丝。所以到北京很多年，无论别人怎样劝，他绝对不吃烤红薯，“因为小时候吃的还没有消化完。”
15岁之前，马勇不曾离开过那片土地，当地信息闭塞，直到改革开放前，大家还一直沿用阴历日期。直到上大学填档案时，马勇都不知道自己的阳历生日，只好选择了接近毛泽东出生日期的一天作为生日。
马勇在《我的学术起步》一文中说到，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兵。可高中毕业后，因为体检不合格，他没能够参军，只好第二年去了杭州警备区。
在前往杭州的军车上，他第一次吃了面包；到警备区的第一顿晚饭，吃了人生第一顿米饭——三大碗，就着一点清水煮青菜。
在那里，马勇待了3年多，除了站岗执勤，还有一件事就是理论学习。
1971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领导经常安排他写学习中央文件心得，抄大字报。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历史，接触政治理论。
在当兵的第二或第三个年头，马勇本来有一次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他参加了考试，并被告知考得不错，但后来没有去成。很久以后，他才知道，他的名额被一位首长的孩子或首长身边的人给顶替了。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马勇觉得机会来了，但村里大队书记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你怎么有把握考上？”
马勇有些心灰意冷，在书记推荐下，他到淮北煤矿，成了当代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并与高考失之交臂。
他被安排在了最危险、劳动强度最大的掘进队，即从平地上挖出一个800米深的竖井，井道里布满瓦斯。马勇至今都能清楚地说出这份工作的四道工序，“打眼、放炮、出矸子、钉道”。
改变命运的希望
1978年，由于对技术人才的需要，煤矿部开始在各地开办煤炭技术学校。马勇通过相关专业考试，被“淮北煤炭技术学校”(中专)录取。他很满意，毕竟，在那里学习两三年之后，有机会去煤矿当技术员，这比下井的一线工人好多了。
马勇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从事煤矿事业当工人。但他的一位高中同学，也是煤矿上的工友，在他到煤炭技术学校报道之前，因为工作时出现意外去世了。
这件事仿佛一个噩梦，在这个22岁青年心里落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决定，一定要参加高考，彻底离开煤矿。
还有一件事促使他参加高考。这一年他弟弟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大学，让底层出身的他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
“复习非常辛苦，七八个月，连头发都没剪过，人也瘦了很多。那个时候的我应该是自信心最强的时候。实际上，对于考试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懂。复习就是一遍一遍看书，把能够找到的书全都看完。然后再做习题，一遍又一遍地做。”
马勇回忆上夜间补习班的情形——“大家吃完晚饭就冲进教室，里面轰轰烈烈几百号人，拥挤不堪。但大家一点声音都没有，听老师讲、做习题。回想起来，非常激动人心。现在有很多关于高考的影视剧，应该把这种情景拍出来，唤醒一种精神，激励后来的学生们。”
1979年马勇已经24岁，是大龄考生最后一次报考机会。“我年龄偏大，确实没有把握。从1966年到1976年，我是混过来的，没有学过什么。”马勇心想，考不上大不了再回煤矿，尽管很苦，但可以挣钱。
最后，数学只考了13分，原本信心满满、本以为可以拿90分甚至100分的政治，只考了59分，其他科目还算不错，他以361分的成绩进入了安徽大学历史系。这个分数是安徽大学的最低分，据说也是入校学生中的倒数几名。报考历史系，除了兴趣，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专业没有人愿意报，录取分数低；当时最热门学科经济学、法学，马勇根本不敢报。
考上大学，马勇父亲很高兴，请全村人吃饭。后来，马勇和兄弟姐妹都陆续考上大学，对整个村都起到了带动作用。他们从村里搬走之后，他们家的老房子被亲戚要走了。亲戚住在里面，几十年都不改变房间格局，连灶台都没有动，就希望能够沾一下他们家的好运。直到几年前，亲戚的女儿考上了合肥的大专，他们才把这座宅子推倒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