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休时的教室
盛满三大碗粥，剥好水煮鸡蛋，睡眼惺忪的3个孩子才打开房门，一个接一个地去洗漱，吃早饭，离开家门。
张英家租住在临川一中新校区北门附近，离学校只有一墙之隔，从四楼的阳台上望出去，可以看见学校的食堂、体育馆和宿舍楼，也可以看见学生从蛛丝密布的巷子、楼门走出来，像无数小溪流汇入大海一样，汇入这所学校。
这是4月一个平常的早晨，但对张英而言，距高考又近了一天。尽管家里没贴出高考倒计时，她总能准确地回答出距离高考的天数。在她看来，高考是一场“战斗”，“孩子是上战场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长”。
他们无需为洗衣服、做饭、洗碗这些琐事操心，也没细想要去哪座城市、读哪所学校哪个专业，眼下他们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学习。
在临川一中，学习这件事，被严丝合缝地安排进了学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学校的作息时间表就像一把小尺，让张英每一步行动都要卡在合适的时间，精确无误，才能保证孩子不落后一分一秒，即使周末也不能停转。
此前从事文书工作的她，为此专门写了一张“注意事项”的纸条，贴在厨房门口。在她偶尔需要回原单位办事时，需要用这张单子提醒来代班的妹妹。
在这张列着时间的小纸上，每一步都必须与学校的时间表保持在10分钟之内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午12点放学后，12点10分必须做好“三菜一汤”放在饭桌上；下午5点15分放学后，必须在5点20分保证饭菜上桌。
因为到了饭点，除了少数学生在食堂吃饭外，几千名学生会从教学楼涌出，向东南北三个门走去。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行走缓慢，3个孩子要花近10分钟才能回到一墙之隔的家。
看着潮水般的人流，住在北门外第一排楼房的张英才觉得，自己租这个房子是“很英明很实惠的”，虽然她有时会抱怨自己住的这片区域是农民的拆迁房，没有形成小区化管理，20栋“握手”楼还经常停水。
与这片简陋的居民区相对的，是学校南门外的新式小区，有小区大门、围栏，样式规整的高楼间有绿色草坪。尽管“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子与学校的相对位置来决定的。比如校门正对面的小区，就是“最好的”，其次是斜对面的。离学校越近，房租价格越高，最贵的一年租金两万多元，在这座人均GDP约3万元的小城里，房东“完全就是躺着赚钱”。
除了出租房屋、代管学生，在临川还有一种赚钱的方式——开出租车。
“抚州没什么流动人口，就是靠这几个学校。” 出租车司机老张说。一到放学开学期间，火车站汽车站到处都是人，“出租车拉都拉不完，一下就能走几十辆，一天顶3天。”
这座小城的人口密集程度也呈同心圆向外扩散，越靠近学校，人口越密集，离得越远，越荒凉。在一些小区的售楼处，都用红色的大字打出“学府”“名校”的名号。
高二学生家长郑楠告诉记者，她早在三年前就考虑在临川买房，当时儿子还在家乡读小学，家乡宜黄与临川同属于抚州市。
她打算，等儿子读完后，还可以把房子租给其他陪读家长。但丈夫没有同意，这个计划搁浅了。两年后，儿子顺利入学临川一中，“本来一套房子30多万元，两年的时间就多了10万元”。
“我们那个县，乡下的人来县城陪读，为了孩子把田都荒废了，到县里面来买房子。县里面的人就到市里买房，市里的人就到省城，每个地方都一样。”郑楠说。
“高考第一是状元，采访、上报、挂横幅，第二即使只差两分也不会有人记住”
送小林来临川读高中，是张英夫妇在孩子上初中时就设计好的路。为此，他们拒绝了留在原籍读书2万元的物质奖励。
在学校王安石塑像前的广场上，几张大红色的“喜报”栏从去年立到今年，上面列出2016年每一位考上清华北大学生的名字，以及考上外省重点院校的学生名单。
校长王昱不喜欢把自己的学校和衡水中学这类“超级中学”比较，他认为这是“片面地看到我们高考成绩好”，他更喜欢和记者谈论学校这几年大力举办的文体特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