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当年我接受从英国来中国工作的邀请是非常艰难的决定。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超新星（也就是“星球爆炸”）和致密双子星的演化。我知道在中国已经有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在研究这些课题，但是不确定他们的工作环境是否适合我。为此，我咨询了很多人，得到的反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有人说“去中国吧，会好的”；还有人说“别去中国，肯定不好”以及“去吧，就算结果不好，也是段很有趣的经历”。大家对中国生活水平和日常生活中潜在困难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科学的看法则较容易总结。积极的人想的多是中国的科学发展速度之快，而消极的人则担忧中国的科学虽然在发展，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转型之路漫长而艰难。
5 年前，我第一次到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两年多以后，我来到了这里工作。那次我陪同一位牛津大学教授来主持一场专题座谈会。虽然主办方十分热情，但是我很诧异为什么有兴趣来听这个研讨会的人不多，不同的研究小组之间交流互动也不多。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听到的那些关于中国科学界的负面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更像是个工业化“造纸厂”，而不是个有生气、有创造力和充满好奇心的地方。其实这未必是研究员的错，有可能是环境或者体制的原因。
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我个人感觉，相比5年前，天文台提高了很多。现在定期举办研讨会，参加人数也多。每天有休息时间和较随意的小组间的交流，以方便大家讨论。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最怀念牛津大学的地方是在那儿有很多自由时间，大家可以仔细讨论新工作、新想法，尽管有些并不是个人研究范围内的问题。短期来看，讨论确实很花时间，不像每个人在工作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有效率，一些外行人会以为我们在浪费时间，但是长远来看，这些交流互动对于我成长为天体物理学家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我从不同视角看问题，最终帮我激发出最佳灵感。我相信那些对话和建设性的讨论也会有助于年轻的科学家理解我们做事情，尤其是我们最具创造性的工作。这些工作是出于热情，而非义务。我希望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里的讨论也一样自然、自发、成果丰硕。如果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我也不会惊讶，但是目前看还未完全实现。
能结识这样一批人，我感到十分幸运。比如，我所在的项目组组长喜欢我做事的方式：灵活，追求卓越并充满乐趣的科研项目，而不仅仅做一个固定的项目，这让我很享受。和其他项目组成员一起做研究，并在Nature杂志上发表论文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我们一起解决了一个很有趣的关于宇宙的难题，以前从来没人做过。当然，我们在享受科研的同时也努力把工作做到最好，追求卓越也是快乐的源泉。尽管有时候我会担心学生们会习惯于接受老师的观点而不是自己探索，我还是想把这种理念传递给我的研究生们。
我特别希望在这里能享受一些作为外国人的优势，不仅仅是科研经费充足，也希望少一些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文章的压力。此外，在北京工作的另外一个好处是能遇到很多有意思的来访者，我跟他们聊天，有时候跟他们合作，在其他地方可能不会有这种经历。所以，在这儿生活的确很有意思。
也许与我亲眼看到的变化相比，更重要的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对于未来发展真正的渴望。许多人都希望帮助优秀的中国科学家发掘潜能。读到 2016 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改革方案我特别受鼓舞，其中说要注重高质量的研究和团队合作，而不仅仅考察第一作者署名文章的数量。如果这项改革能实现的话，将有助于转变外界对中国科学界最普遍的偏见，激发更多真正的创新。我还很高兴看到中国科学院给科学家专注研究创造便利条件，让他们不必担心项目经费和繁冗的行政手续，甚至不必担心北京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这说明之前的体制考察的是科学家们文章的数量而不是科研质量，有的科学家耗费心力争取研究经费，打造自己的学术“帝国”，却违背了做好科学研究的初衷。
来中国的时候我有许多科研项目想做，许多想法想实现。现在，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在天文台工作激发了我对未来新的想法。这里的环境也在发生变化，更多地鼓励优秀科学家真正有好奇心，有创造力。我们当然还要特别努力去创造理想的条件，但现在中国科学院已经做的很好了。希望改革以后有更多最优秀的学生选择成为科学家，到时候他们就能在一个合作愉快而又充满智慧碰撞的环境中追求自己的卓越理想，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帮助年轻科学家“摘星揽月”。
（作者：Stephen Justham（英国），北京大学，2011年入选PIFI博士后，《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