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比喻起来很轻松，但为了生产出这架生物药中的747飞机，俞德超已经整整研究了20多年。
1989年，俞德超成功考取了中科院分子遗传学专业博士生，毕业后赴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站从事药物化学专业研究。当时正是美国生物制药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这让俞德超第一时间接触到世界生物制药最前沿的研发工作，但也让他深切地体会到研发一种单抗新药的难度。
俞德超：找这样一个抗体的话，你要在10亿，甚至于100亿的一个抗体库里面，通过一种方法一步一步去筛出来的。做成一个单克隆抗体成药，我们初步估计一下至少有1000步，这1000步每一步都可能出差错的。
俞德超告诉记者，生物制剂类的抗癌药物不仅研发困难，制造起来更为复杂。凭借着过人的才智，俞德超在美国的研究事业顺风顺水。20年的时间里，他从实验室一个普通的研究员，一路升到了公司负责研发的副总裁。但是当俞德超每次在美国与家乡的亲友通话，听到一些亲友因为某些疾病去世的消息时，抗癌药物中国造这个愿望，始终是他内心最大的心结。
俞德超：我就觉得很多在美国能治的很多病在国内没有药。
2006年，俞德超回到国内开始了抗癌药物的研发及创业， 2011年，俞德超创办了信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开始专注于最前沿的单抗的研发。
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美国，如肺癌、黑色素瘤等，使用PD-1药物进行治疗，一年的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金。
在我国，进口的PD-1药物是自费使用的，20万美金换算成人民币大约为140万，这是普通癌症患者无法承担的一个治疗费用。这也意味着世界最新的抗癌药物，几乎和中国癌症患者无缘。让中国的癌症患者以能够承受的价格，享受世界最先进的抗癌药物，这是科研人员眼下最大的心愿。
尽管研发抗癌新药困难重重，甚至里面充满了不可预估的“运气”变数，2013年，俞德超依然决定研发生物药中的明星产品——PD-1单抗药物，然而这个慎重的决定却遭到了来自部分投资人的反对。
俞德超：最大的顾虑就是你们这帮人一共就成立没几年时间，你们公司这个技术能力、技术水平和知识层面方面可能不具备这个能力。
中国人一定要研制出世界级水平的PD-1抗癌药物，在俞德超和研发团队的坚持下，公司董事会最终同意研发PD-1单抗。研制一款新药大约需要几十亿元的投入，俞德超希望与美国制药公司礼来合作推进研发进程。没有想到的是，对方提出严苛的研发与生产标准，让俞德超花费了3年多的时间，多花费数亿元人民币。为了能够向国际生产标准看齐，也为了证明中国研发生产生物药的能力，俞德超咬着牙交出了这笔天价学费。
俞德超：我们2016年9月通过了礼来公司的审计，我们很自豪，我们可能是中国第一条通过国际大公司GMP标准审计的生产线。
2015年，凭着过硬的技术，中国的信达生物与拥有140多年药品生产历史的美国礼来公司，达成全面战略合作。这也意味着，中国抗癌药物的研制，正式取得了美国同行的认同。
抗癌新药跨国研发中国药企展示中国速度
2017年4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廉价原料药和仿制药的供应方，而如今正崛起为生物技术药物这类重要新药的主要生产国。根据美国相关部门的最新数据，在生物治疗临床试验的数量方面，中国目前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的确，在国内不仅是刚刚看到的信达，目前中国已有多家公司的治疗癌症的PDI单抗药物研究也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和病痛赛跑，和绝症抗争，中国速度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实验室，中国科学家武海博士正和同事忙碌地进行抗癌药物单克隆抗体的早期研发。他们的候选抗体将交给位于上海的母公司，进行癌症治疗的临床试验及产业化开发。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武海：这边的工作结束以后我们就会转到外面做真正的抗体筛选工作，但这一步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一旦杂交瘤长不起来的话，或者成长失败的话，外面的工作就没有意义了。
说起癌症，这两个字在武海的心里，是永远的痛。1996年，武海的母亲因为癌症去世，这一悲痛也促使他投入到抗癌药的研发中。
2012年，武海回到了国内，和同伴一起创办了上海君实生物有限公司，专注PD-1单抗等抗癌药物的研发。随后武海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了这个研发平台。
武海：我们北美的点目前是做早期研究，向母公司输送最早的弹药，目前我们在研的项目有11个抗体的项目，有10个抗体的项目是在旧金山的点开始做的。
在苏州吴江区的生产线上。由美国实验室研发出来的抗体就在这里进行工艺开发及生产。目前武海的研发团队已经有两个项目被立为国家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其中抗癌药PD-1单抗正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进行一期临床试验。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进口的药物即使在中国上市了，它的价格肯定不是一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如果国产的药物上市了，它的价格肯定要比进口的药物要便宜很多，所以能够惠及到我们中国的广大普通的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