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1日国家发改委召开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工作座谈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要求,各级各类公立医院于9月底前全部取消药品加成,除中药饮片外的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

这是自2009年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以来的一个里程碑。但同时,这也成为众多公立医院的一道关口——取消药品加成,医院靠什么“过日子”?

对此,国家给公立医院开出的“药方”是——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以补偿取消药品加成导致的医院收入下降。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了解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没有药品加成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照样过得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医疗服务价格“足够高”,比如,叫一辆救护车大约要付1000美元,治疗小儿脱臼200美元,接种狂犬病疫苗1800美元等(不同地区,收费不同)。

但在我国,此轮医改要让病人接受挂号费从8元涨到60元,手术费用从原来的几千元涨到近万元,这是当前公立医院院长普遍担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能否真正补上“药品加成”的缺口?看病价钱上去了,患者是否还会前来就医?分级诊疗后,大医院的患者是否会大幅减少?

日前,由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办的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上,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南京、青岛等地区的大医院院长们,就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了激烈讨论。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院长们在关心医院“收入是否减少”的同时,更关心医疗服务质量如何提高、如何留住患者等核心问题。

大医院期待简政放权

“如果完全放到市场化环境下,首先垮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些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施秉银院长一开场,就给现场三甲医院的院长们敲了警钟。

他的意思是,现在看起来牛气冲天、每天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一旦被放到与市场化的民营医院同等竞争的环境下,必死无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民营医院可以和公立医院一样使用医保,那么病人是愿意去环境优雅、服务态度好的民营医院,还是去拥挤不堪、厕所里味道刺鼻的公立医院?如果民营医院的医生和公立医院的医生一样可以参加职称评定、执业规范培训,高水平医生是愿意待在一周7天少不了2天值班的公立医院,还是更愿意待在高收入的民营医院?

施秉银认为,最大问题出在体制、机制上,“我们要决策一件事,没有半年决定不下来。另外,我们有很大的负担,将来如果真正市场化,我们这些医院就会受到影响。”

类似的问题,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院长王新生也感慨良多。他介绍,今年年初,医院的救护车突然坏了,打算重新购入一台救护车,但遭到了医院财务部门的反对,“我说为什么不能买?他们说因为‘没有预算’,必须报到明年的预算里,才能买。”

更麻烦的问题还在后面,王新生说,“现在我们要买医疗器械,买什么样的,都要报到省里,省里统一招标,然后无论如何,最低价格者中标,什么便宜你就得要什么。”

王新生近年来开始探索一种新型的法人治理结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取消编制、实行年薪制、实行岗位责任制”,“我们希望政府真正简政放权,不然我们公立医院未来面临那么大的竞争压力,一点儿没有自主权,怎么去竞争?”

施秉银已经尝到了一点“自主”的甜头。2015年,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向国家卫计委申请成立一家公司,2016年得到批准。这家新公司主要负责医院科研成果的转化,期待在药品零加成以后,公司给医院“做点补贴”。

实际上,取消药品加成、增加医疗服务费后,像西安交大一附院这样的大型医院较过去仍存在着一年数千万元的收入差距,“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公司,每年挣回这些钱,一点问题没有。”施秉银说。

“这家公司还收购了一家月子会所,收了医院里所有的公车,你可以对外运营,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服务。”施秉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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