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产生的。正确理解该倡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需要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及其局限性。经济全球化是制度、经济和技术力量共同作用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其中既包含有客观的动力也涉及到制度因素。从客观动力来看，一方面，资本积累具有无休止的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让零部件“外包”日趋流行，这使得世界很多地区被紧密的供应链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全球生产网络。此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让跨越空间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产生了所谓的“时空压缩”。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创造了可能性，决定性因素是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相信”自由贸易是有利的，纷纷拥抱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当然，这种将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区分为客观和主观的看法，源自于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即人类不是“经济动物”，有意愿也有能力管理自己的需求与欲望。
尽管“经济全球化”这个术语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才开始被广泛地使用，但经济全球扩张的进程却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第一次高潮出现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殖民背景下的贸易扩张。当时，以英、法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国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殖民地国家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将后者变成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形成了“核心-边缘”国际分工。此时的所谓“自由贸易”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的不平等贸易。第二次高潮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其主要形式为技术进步推动的资本全球扩张。一方面，电力、通讯、交通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跨越空间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催生了垄断资本主义。其结果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上升。例如，1900—1914 年，世界对外投资总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430 亿美元。然而，这一时期资本的全球扩张仍然具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不过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戛然而止。
“二战”后世界迎来了第三次经济全球扩张的高潮，其特征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和国际机构，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及其形成的汇率机制和自由贸易机制。尽管战后殖民地体系逐步瓦解，但历史上形成的“核心-边缘”模式仍然发挥作用，不平等的分工未能改变。在战后繁荣期，西方主要国家采取了凯恩斯主义政策，认为政府管制和干预主义措施是必要的。同时，由于当时这些国家经济繁荣，资本积累压力不大，流向海外的内在动力小。再加上“冷战”格局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扩张中贸易的成分远大于资本扩张，因而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结束了战后繁荣期，出现了严重的“滞涨”问题。为了摆脱危机，以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纷纷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拥抱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采取措施推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向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彼得·迪肯称之为“全球产业转移”的现象。特别是，90 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危机迫使西方企业不断调整生产方式，从过去的垂直一体化、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方式，转向零部件“外包”、灵活生产的后福特主义方式。这使得供应链逐渐拉长，零部件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分工愈来愈明显，带来了供应链贸易的大幅增长。例如，尽管产业集群日趋流行，但当前东亚内部贸易中 70% 以上是中间产品的贸易。因此，发达国家大规模对外投资、生产方式的转变、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流行，共同推动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愈来愈紧密的社会经济空间。这便是我们称之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现象，也是经济全球扩张的第四次高潮。
纵观历史进程，资本空间扩张的本性是经济全球扩张的根本动力，技术进步是“催化剂”，而国家管制和干预则是“闸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彩地论述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会产生过度积累的压力，从而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而他也曾指出，技术进步和空间转移可以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解释资本积累地理机制的学说，其核心概念就是资本的“空间出路”。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离开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难以维系，需要不断寻求“空间出路”，而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为资本空间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降低了其空间位移的成本。因此，无休止的运动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资本积累“空间出路”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完美结合，拉开了资本在全球尺度上进行大规模空间扩张的序幕，催生了经济全球化的出现。
由此可见，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全球化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当时遇到的“滞涨”问题而打造的一套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其根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推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发达国家不但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认为世界上存在一条“最佳”发展道路，这就是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这种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产物，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陷入多年的经济衰退。在这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用数学模型论证自由贸易可以让各国实现均衡发展，而现实却大相径庭（至少在很多空间尺度上如此）。事实上，早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在废除本国的“谷物法案”后就鼓动西欧国家实施完全自由贸易，而仅仅 20 多年之后其他国家便感觉到利益受损，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另外，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是基于平均个体认识论的，社会基层很容易被“平均”。这正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其基层民众利益受损的重要原因。
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是一套主要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资本和大公司获得了巨大利益，而社会特别是基层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个导致“几家欢乐、几家愁”的过程。任由这套机制主宰世界经济治理，全球社会矛盾将日益突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将难以实现。事实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都显示出世界存在改革经济全球化机制的巨大需求。（作者：刘卫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