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接受专访
“自己约束自己形成自觉，进而由自觉上升到自律，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核心内涵”
问：这几年，您出版了多部著作谈中国文化，比如《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等。在书中您认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能否跟我们讲讲您是怎么做出这种判断的？中国文化的一些核心特点是什么？
楼宇烈：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在其久远博大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如果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它最重要和最鲜明的特征。
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国家庭、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道德的自觉自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强调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所以，明道正谊、节制物欲、完善自我人格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文精神，就是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一种精神，既要保持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又要尊重大自然总的规律。所以，通俗地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色，就是管住自己、管好自己。
一方面，人为万物之灵，人为贵。《尚书·泰誓》里讲：“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在天地万物中间是最重要的。人的重要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他参与到天地万物的生长发展过程中。在中国文化中，人虽是天地所生万物之一，但是可以和天地并列为三。《荀子·天论》中讲：“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这里的“参”字就是“叁（三）”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以其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因而与天地并列为三。人在天地万物中处于什么位置呢？《礼记·礼运》中讲：“人者，天地之心也。”我们古人早就告诉我们了：人是天地的心。就像人的心支配了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作为天地之心的人也“支配”了天地万物，所以，人有一种很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
但另一方面，人要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这种支配能力，正确地认识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位置。所以，《周易·贲卦·彖传》中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什么叫做“文明以止”？“文明以止”就是用礼义教化让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人应该止于何处。也就是说，你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位置。因为人是天地之心，所以人心一动就会让整个天地发生变化。那么，你就要控制住自己，约束住自己，不该做的不能做，不该改变的不能改变，不能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这就叫“文明以止”，这就是人文精神。所以，人文精神并不是把人夸大得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而是强调人的自觉和自律。认识到人本身的主体性、能动性，又认识到人处于天地之间的位置，然后自己约束自己形成自觉，进而由自觉上升到自律，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精神的核心内涵。
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而要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强调人也不能狂妄自大，不要去做天地万物的主宰，反而要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顺应自然。
楼宇烈接受专访
“中国文化中的文字、图画都不只是描述一个现象、讲述一个事情，它们背后都是在讲一些根本的人生道理”
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首要的是了解中华传统文化。您用“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来概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根源性典籍，并且认为这些根源性典籍是我们把握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读书。但这些典籍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都比较“艰深”。结合您自身的治学和教学经历，能否给我们讲一讲今天怎么来阅读文化经典？
楼宇烈：我当年提出的这些根源性的典籍都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经典著作。可以说，至少从汉代以后，一直到清代末，我们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标准都离不开这些根源性的典籍，我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的。但现在来讲，要现在的人读这些东西，特别是通读这些东西，确实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一个是可以从一些更“小”更“轻”的典籍来入门，读一些典籍的摘编、节选；另一个是不能求快，欲速则不达。
除了经史，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等来了解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因为中华文化的传统是文以载道的，包括书法、绘画也是这样。中国文化中的文字、图画都不只是描述一个现象、讲述一个事情，它们背后都是在讲一些根本的人生道理。比如我经常给中小学老师推荐看三篇古文。一篇是唐代柳宗元写的《种树郭橐驼传》。这篇文章讲有一个驼背姓郭的老人叫郭橐驼，他种树特别厉害，种的树都能活，都能结丰硕的果实，所以大家都去问他是什么道理。他就讲，顺其自然啊，树根要舒展、培土要平均，埋好了土，浇好了水，种好了以后，就顺应树木的天性让它自由生长。第二篇文章是王阳明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这是王阳明写给刘伯颂等人的儿童教育大纲。他在里面讲，孩子的天性就是喜欢游戏、喜欢玩，所以你不能够强迫他坐在那儿让他背东西，你得通过游戏让他们在欢欣鼓舞中学到东西，“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要不然孩子们就会把学校看成监狱，把老师看成敌人。第三篇文章是清代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这篇文章讲，现在的人都以病梅为美，把梅树的枝条都给它捆起来，扭扭曲曲的认为是美。龚自珍说最自然的才是最美的，所以他就自己花钱建了一个馆，把别人称之为病梅的梅树都买来种到里面，然后把它枝条上捆绑的东西拆掉，让梅树自然生长。这三篇古文背后其实都讲述了很深刻的道理，启示我们教育教学要因材施教，让孩子们顺其天性，有多样性的发展。
问：您曾经说：“读书是快乐的事情，是生命的一部分。”关于读书，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楼宇烈：读书不在于读多少，更不在于背多少，《礼记·学记》里讲：“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光记住了一些知识、知道怎么样，不能够当人家的老师。学问并不是你能够记住多少东西，而是你能够理解知识背后传达的一些思想、一些根本的为人之道，所谓“得意忘言”，中国文化强调这个东西。
另外我们不能读死书，要多读活书。活书就是我们生活的这本书，我们社会的这本书。我曾经说过这样两句话：“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读书是重要的，但如果你读了书以后不能够理解它的意义，不能够从这里跳出来，让知识给你捆住了，那你的困惑会更多。做人也是这样，并不是读书了就知道做人了，不读书就不知道做人。一个人如果没有太多的文化，不认识多少字，也没有读过几本书，但如果他知道做人就应该讲诚信、有敬畏，那就很好了。朱熹讲：“凡人所以立身行已，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如果一个人读了一肚子的书，但是既做不到诚信，也做不到敬畏，那我看他这个书就白读了。黄侃也讲过一句话：“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读书，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明事理。明了事理，在此基础上，你再去多读一点书，探究更多的人生、自然，这样也会更有意义、更有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