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您和他还有什么联系吗?
吕侯生：1993年，近平已经到福建工作多年了，他抽空回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我与他见上面了，他还给我留了一张名片。
1994年，我修窑洞的时候，被窑洞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砸了右腿，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右腿后来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严重，我才到医院去治疗，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是没有治好。
那时我修窑洞，本来手头就很不宽裕，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很多外债。而且，因为病没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来到了严重的时候，走路已经不能受力了，需要拄拐。
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再不治疗，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儿女可咋办呀?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给他写了一封信。让我没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给我寄来了500块钱的路费，让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这个汇款啊，心里特别感动，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是第一次离开梁家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从延安坐火车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见到了近平，近平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这心里顿时真是百感交集。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联系医院帮我治疗。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下基层，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到医院来看望我。
有时候，我心里觉得不安，我问起他医疗费的事，近平对我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我都愿意。”其实我心里清楚，九十年代初，咱们国家普遍工资都挺低，近平的工资也并不高，他没有多少积蓄。给我看病花的这些医疗费，大多都是彭丽媛老师的钱。
我在福建治疗，腿当时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钱，大概有几万块吧，我当时也无力还给他，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的，我只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过了几年，没想到病情又复发了，这次更为严重，腿保不住了。1999年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术，近平知道这个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转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那时我已经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见到我，非常关心地俯下身体，看我的假肢，还用手反复摸，好像是看看这假肢的质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兴地对我说：“侯生，你的大难过去了，咱们一起合影留个纪念吧!”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儿女也都长大了，他们现在都到外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说：“我的这条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2015年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时候，还到我家里坐了一会儿。当时他一进到这间熟悉的窑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很自然地坐在炕边。我也坐在炕边，跟近平拉话，拉这农村的变化，拉现在的生活。曾经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近平，最关心的永远都是大家过得怎么样，吃的、穿的、住的条件如何。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
“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学习时报：您好!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您家窑洞门口的窗台上摆着几双布鞋和鞋垫，做得很好啊。那是您自己做的吗?
刘金莲：对，那都是我做的，谈不上做得多好看，但是肯定结实，耐用。去年(指2015年)春节前，近平回来，我还送给他两双布鞋，几副鞋垫，都是我亲手做的。他年轻的时候，在我们梁家河上山受苦(陕北方言，泛指下力气干农活、体力活)，和我们农民一样，都是穿这种布鞋，鞋穿坏了，我就给他做新鞋穿。那时候他和几个北京知青，就住在我家靠南边的一孔窑洞里。当时我也年轻，做的鞋也算不上好，我做完了，近平就拿着穿上，一点儿也不挑。我不光是给近平做过鞋，这边住的几个北京知青，我都给做过。
学习时报：那几孔窑洞，您现在还住吗?
刘金莲：我现在不住了。前年(指2014年)腊月十八，我就搬到上面(指她家院子里，地势略高的一孔窑洞)来了。那几孔窑洞，是几十年前打的老土窑，现在潮的不行，我年纪大了，耐不住，就搬到上面来住了，这里强一点，不潮湿，光线也好。
那几孔窑洞现在没人住了。不过，2015年1月13号，几个当年的北京知青戴明、王燕生、杨京生等回来看我，看梁家河的乡亲们，又在那里住了一宿。我跟他们拉着话，一转眼就到下午了。我说：“你们今天还走啥嘛。在我家住下吧。”他们说：“好啊，我们就还住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铺位，找找当年的感觉。”他们都是在北京住大高楼的人，现在住这个又潮又冷的小土窑，却非常高兴。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按他们的话说：“这个纪念意义，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住下以后，我给他们拎一壶热水过去，还跟他们拉了几句。他们中间有个铺位空着，我就说：“这个是近平的铺位，你们还记得吧?”他们说：“当然记得了!近平现在可忙了，也不知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来看看。”
说来也巧，这几个北京知青走了整整一个月以后，2月13号，近平就来了。近平也把我家记得清清楚楚，我去迎接他到我家来，他一跨进院门，看见熟悉的那几孔窑洞，就指着最靠外边的那孔说：“我刚到梁家河时，就住这间。”然后，他又指着另外两孔窑洞对我说：“你达(陕北方言，指父亲)你妈住这间，你们两口子住那间。”我说：“对呀，这么多年你都没忘。”近平说：“那咋能忘。你们两口子新婚那年，我们这些知青还来闹过洞房呢。”
学习时报：您结婚大概是什么时候?
刘金莲：就是近平他们到梁家河来的两三个月以后。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这些北京的娃娃第一次见到我们农村办喜事。他们都是年轻人，喜欢热闹，当天他们就来闹洞房了。不光是二队的这六个知青，一队的北京知青也来了，还有村里人，人可多了，特别热闹。
我结婚之后，北京知青还是住在我们家。近平这人性格非常好，对人慈平(陕北方言，意为待人亲切，随和)，他说话也亲切，跟我和我老伴儿关系都很好。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