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
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你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平时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王燕生：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说话。我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没打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天，唱《外国民歌200首》，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
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网络上看到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我们知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央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新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张卫庞的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梁家河了，后来听说，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近平给咱们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