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孩子在像模像样地进行春节前的大扫除。
楼层越高，孩子的身体状况就越差。从三楼的楼梯间出来，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突然冲过来拉住我的手。我忙也拉了拉她的手、又抱了抱她。她想让我去她的房间坐坐，可是她并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我告诉她，我因为还有其他事情，不能陪她玩。她笑一笑，悻悻地扭头走了。曲老师介绍说，这里的孩子大多很活泼，他们喜欢和陌生人交流、拥抱；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她们比普通孩子更渴望得到爱，更加需要关怀。
和这个女孩儿病情类似的孩子都生活在这一层。他们当中很多人无法正常说话，但他们会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一间教室里，两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正在剪纸、写福字。在福利院的安排下，每周都会有专业的英语补习机构和绘画老师来给孩子们上课，同时也开设钢琴、书法等各种课程。每周二和周四是接待爱心人士来访的时间，其他时间福利院会尽力避免外界人士对孩子们的打扰。此外，为防止太频繁的人员变动对小孩儿的感情造成伤害，所有的志愿者都必须能够长期提供爱心帮助。
为了庆祝春节，福利院已经带孩子们举办了两场活动。一次是去室外戏雪，还有一次是自排自演的联欢会。我们虽然没能亲眼见证两场活动，但幸运地见到了一个参与活动和表演的孩子——沈建涛，涛涛看起来六七岁的模样，是一名唐氏综合征患儿，喜欢跳舞。在刚刚结束的联欢会上，涛涛表演了最拿手的《小苹果》舞蹈。目前，他和爸爸、妈妈、哥哥还有两个弟弟一起生活。
郑妈妈和她的四个儿子，左一为沈建涛，左二为沈文友
这个“家”就在福利院的一座楼房里，面积大概有一百二十平米，家具、电器一应俱全。爸爸、妈妈是受雇于福利院的寄养父母。父亲白天在其他单位工作，晚上才回家；母亲全职负责四个孩子的衣食起居和日常生活。沈阳市儿童福利院里，这样的“寄养家庭”一共有30户，每个家庭里都有四个小孩。此外，福利院还在辽中设立了单独的“基地”，有些孩子寄养在辽中当地人的家里。对于这些寄养家庭，福利院会拨款补贴并派专人督导。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们能真正感受和理解“家庭”的概念。
在来福利院以前，涛涛的母亲郑延君是幼儿园的生活老师，她说：“2008年，我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又正好看到福利院在招聘寄养父母。因为喜欢孩子，我就报了名。”经过数轮面试、体检和培训，她最终有机会和福利院孩子们相处。但万事开头难，一向善于和孩子打交道的郑妈妈竟然很快就动摇了。她说：“我见了那些严重的脑瘫患儿，心里有些打怵。我没照顾过这样的孩子，又觉得看着他们心里不好受。我想，要不就放弃算了。但每次看着他们热情又充满期待的眼神，我就不忍心走了。”
到现在，郑妈妈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接近九年，之前带过的孩子也有被收养到其他家庭的。提起这件事，郑妈妈眼眶立刻红了。她说：“一个孩子被收养到荷兰去了，离开时孩子嚎啕大哭，哭得我揪心。”不过，为了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郑妈妈不得不忍痛割爱。几年后，荷兰父母带着小孩儿来中国回访，郑妈妈一家、荷兰人一家都哭作一团，既为重聚欣喜，也为分别感慨。
小儿子沈彦开看到妈妈流泪，关切的跑到妈妈身边。
“当时，哭的最厉害的是我大儿子”，郑妈妈说。大儿子叫沈文友，今年13岁，正在读初中。他从四岁半就跟着郑妈妈一起生活了。郑妈妈特别介绍说：“我们这里的孩子一般都在福利院合作的小学和中学读书，但文友不是。他小升初的时候参加了几所重点中学的考试，收到了四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虽然这些学校的学费要贵很多，但福利院的领导特批了他的读书经费。我们选择了离家最近的实验中学。我爱人每天七点多下班回来，休息一会儿就去接儿子，他们八点半才放学。”在完全没有任何补习的情况下，文友的学习成绩仍然排在班级的中上等。
我问郑妈妈：“每年春节你都在这里度过，你自己的孩子和家人怎么办？”郑妈妈说：“我所有的家人都会来这里看孩子。我儿子来，我婆婆来，大伯哥、小姑子也来。他们给孩子带吃的、新衣服，还给包红包。可是我婆婆去年十一月走了。今年开始，她就要缺席了……”我看着墙角整齐地堆放着水果、蔬菜、粮油和零食，似乎就能想象这里团圆之夜的场景。
我拜访的这四个孩子似乎不是弃婴，而是正在成长的阳光少年。他们跑到我身边，拥抱我，他们尽情地表演舞蹈给我看，他们站在门口挽留我、给我拜年……他们的心里甚至涌动着比普通孩子更强大的爱的力量。
遗憾的是，任何医院、任何福利机构都不可能救活每条生命，也不可能保证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但幸运的是，总有善良的人原意付出努力，让孩子们尽可能拥有情感的依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孩子们告别福利院、告别寄养父母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对慈善事业而言，对寄养父母而言，只要孩子们在院里、在自己身边的时候能多一点笑容和快乐，就足以让他们欣喜和满足。只要大家都微笑着、不惧怕，那么再凛冽的寒风也吹不散幸福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