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的大屏幕显示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的科研成果。
研而优则“士”，真的是一种增选逻辑吗？
那么，屠呦呦“研而优则‘士’”，大奖之后当院士，真的是一种增选逻辑吗？
根据有关章程，院士既非职务，也非职称，理论上也不带来任何职权。有院士曾坦然表示：“院士出了‘院子’，就不该是院士了。”其实，当院士也不是什么奖励，并没有诺奖的数十万美元奖金，也没有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数百万元奖金。
然而，整个社会，对院士二字的“内涵”，理解过于宽泛。想到了学术荣誉之外的种种头衔、种种地位、种种资源。
院士抬头与官员抬头尤其不宜叠加，或产生潜在关联。今年院士增选，在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候选人”方面，两院均进一步明确公务员身份的认定、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身份的认定、军队系统行政干部的认定等。
有时，一个学校、一个院所、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地区，把院士奉为一座高高在上的“泰山”，赋予他们一长串的社会职务，同时也把重若泰山的额外负担压在院士头上，想借着“院士光环”为本方带来项目、带来经费、带来名声。于是，有院士当然多多益善，没有院士也要“争”出一两个来。
为何如此热衷搞“院士公关”？无非是把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视，变成对院士称号的重视，简单地认为本地区、本单位评上的院士越多，就说明科技创新工作搞得越好，自己的“政绩”也越发显著。
如此异化的院士价值观，让院士在无形的社会压力中应接不暇、应酬不及，不易正常发挥院士学术方面的本责本位。比如，会不会有人请“屠呦呦院士”作为某社会组织会长开评奖会，请“屠呦呦院士”作为某学术期刊主编挂名论文……这难免招致他人怨意，甚至连院士自己也怨起自己。假如真有“屠呦呦院士”，或许也会自叹不希望成为这样一名“怨士”。
当下，不少人眼中的院士，其实负荷着不少并不属于科研领域的重载。假如诺贝尔奖、国家最高奖得主屠哟哟，也有了崇高而沉重的“院士”身份，可能也免不了承载许多不该承载的内容。这位“85后”老教授如不当院士，也许更有利于科研大奖归于本义，也有利于院士返其本真。
正如屠呦呦教授自己就青蒿素研究所言，“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在院士退休制、打破终身制的院士制度改革背景下，她说“我希望能有青年科研工作者能把接力棒传递下去。”但愿，这份现实而真实的夙愿可以如愿。
不久的将来，屠呦呦这个名字会不会出现在“中科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名单中？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