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一个,警醒一片

2016年6月25日,仙桃市发生部分群众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事件。时任仙桃市委书记的冯云乔,思想重视不够、责任担当不强、工作落实不力,直到事发15个小时后,才从武汉赶回仙桃现场处置。

“少数地方和单位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充分。比如,仙桃‘6·25’事件,仙桃市委信息报送不及时、思想上麻痹大意、应急处置不得力,导致事态恶化,造成不良影响。”不久前,省委书记蒋超良在省委全会上“刺刀见红”的批评,再次释放出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给全省领导干部敲响警钟。

冯云乔本拟提拔为正厅级领导职务,公示期在6月24日到期。可责任没有“空窗期”,湖北省委决定,免去冯云乔仙桃市委书记职务,终止其提拔任用程序。同时,对仙桃市长周文霞和市委秘书长郑章均作诫勉谈话处理。

“坚持真问责、戳到痛处,坚持尽问责、一问到底,把问责这个‘杀手锏’用足用好,切实发挥问责的震慑效应,倒逼主体责任落地生根。”侯长安神情严肃。

一次次通报,一次次震动、警醒。

湖北率先出台“两个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和行政问责办法,采取发函提醒、工作约谈、组织调整、“一票否决”等办法,强化责任制检查考核结果运用,坚持以常态化问责倒逼履责到位。2016年1至11月,全省共查处“两个责任”落实不力问题418个,处理党员干部495人。

监督责任的“腰杆子”,如何挺得直?

两年多前暗访的一幕,让人啼笑皆非——

黄石市开发区太子镇工会主席陈洪坤午餐饮酒,市纪委暗访组要求镇纪委书记徐欣开履行监督责任,对陈洪坤午餐饮酒行为进行调查核实,但徐欣开再三推诿。

暗访组:你为什么不去调查一下?

徐欣开:(酒)这个东西又看不见,他的脸又没红。

“酒味是闻得出来的。”

“我感冒了……”

4天后,徐欣开因拒不履行监督责任被免职,并被调离纪检工作岗位。

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是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的必解题。

聚焦党中央、中央纪委的决策部署,湖北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从工作职责、思维理念、方式方法等方面回归本职,“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腰杆子”越来越硬了。

破“同体监督”之难

“以前是‘同体监督’,自己人监督拉不下面子。一年到头,办的案子要么是打牌的,要么是超生的。”谈起纪委派驻机构改革,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纪委派驻州教育局纪检组长谭若峰憋着一肚子话。

谭若峰曾是州民政局纪检组长,“那会儿是个‘光杆司令’,没干啥正儿八经的纪检工作,‘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每次到州纪委述职,谭若峰都很纠结,“说实话,述职报告咋写,真是想得脑壳疼,只能是一些车轱辘话反复说,大家其实也都差不多。”

派驻机构改革后,谭若峰2016年8月调到了州教育局,还是担任派驻纪检组组长,但感到“‘里子’可真不一样了”。

座次变了。在局党组会议上,桌牌从以往的最后一位换到了第二位。“这种排序无形中提高了纪检组长的话语权、权威性。大家对纪检工作的尊重、配合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分工变了。不再分管其他业务工作,一心一意干纪检。“现编制7人,已经配了3个,再也不是单打独斗了!”

湖北率先对纪委书记(纪检组长)排序及分工进行了规范,明确规定各级纪委书记和纪检组长在党委(党组)中的排序全部排在同级党委(党组)副书记之后,并一律实行专职专责。

“这次改革,完善了派驻机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恩施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陈江龙说,派驻监督不是同级监督,是上对下的监督,纪检组的业务工作、干部管理、考核评价等,由州纪委全面管起来,不再受所驻部门制约。

“患得患失少了,‘一口锅里吃饭’的监督劣势也变成了优势。”谭若峰领导的州教育局纪检组目前已办理3起违纪案件,开展诫勉谈话1次、约谈3起。

湖北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已经实现省、市、县三级派驻监督全覆盖。

一个细节,意味深长。任命派驻纪检组长时,省委只明确“某某同志担任省纪委派驻省直单位纪检组组长”;具体派到哪家单位,则由省纪委常委会决定,以充分体现省纪委派驻机构“派”的属性,切实树立“派”的权威。

补“有组织无纪检”之短

“我推荐王从君、刘宏孝、周赐雄等同志为村优秀党员,请大家进行评议。”2016年6月25日,建始县店子坪村召开党员大会,村党支部书记王光国提出议题。

“我同意!”“我也同意!”大家纷纷表态。

“推荐周赐雄为优秀党员,我不同意!”村党支部副书记、纪检委员刘英一句话,让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你为啥子这样说?”一位党员为周赐雄抱不平。

“这么多年来,周赐雄带领村民致富走在前头,特别是前些年在修路过程中早出工、晚收工,出满勤。”刘英继而话锋一转,“但是,近一年多来,我认为他退步了!”

翻着监督日志本,刘英开始摆事实:党支部通知开党员会,周赐雄说家里要修房子没时间;村里组织宣讲团,他说没有报酬就不参加,“大家说说,这样符合优秀党员的标准吗?”

“说得对,说得好!”掌声先是稀稀拉拉,迅即热烈。

“刘英说得对,最近我思想确实滑坡了。我诚恳地接受批评和监督。”周赐雄脸涨得通红。

像店子坪村一样,现在,湖北22748个行政村党组织都设立了纪委或纪检委员。全省1015个乡镇(场)设立了纪委,按规定配齐了乡镇(场)纪委书记、副书记。

基层党组织有了纪检委员,激活了监督的“神经末梢”,促进党规党纪在基层立起来。

过去,基层很多地方是“有组织无纪检”。湖北推行乡镇办案协作区,探索提级办案、异地办案、交叉办案等模式,把“短板”补齐。丹江口市纪委以健全乡镇办案协作区、密织执纪网络为突破口,创新执纪审查,2016年1至11月共立案266件,同比增长27.9%;全市所有乡镇纪委消除“零办案”。

执“四种形态”之钥

“yan1—40”“yan2—80”。

在南漳县粮食局所属的佳丰粮油购销公司的公务接待菜单上,出现了不少奇怪的“菜名”。前来检查的县纪委工作人员不禁犯嘀咕:这些都是啥“菜”,咋从来没见过?

细查之下,马脚露了出来。这些根本不是菜,而是香烟。佳丰粮油购销公司明知不合规,为了逃避检查,故意将烟写成拼音“yan”。最终,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吴瑞刚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一寸不让、动辄则咎,湖北纪检监察机关以变应变纠“四风”,始终保持正风反腐高气压、强气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湖北创新工作思路,准确把握和运用好“四种形态”,提高监督执纪实效。

“原县委书记余建堂被查办时,全县上下震动,不少平时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心神不安。”黄梅县相关人士透露,查办余案时,县委、县纪委及时宣讲“四种形态”政策,促使40名干部主动交待问题,迅速稳定了局面。

2016年,湖北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政纪轻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分别占受处分总人数的84.4%、2.3%。

群众心里的“获得感”,怎么上得去?

“昨天你们下村摸排,我就知道瞒不住了。”这是南漳县九集镇邹家湾原村干部郑世召见到纪检干部时的第一句话。经查,郑世召违规套取高速公路项目征地补偿款3.8万多元。

湖北反“蚁贪蝇腐”,治“为官不为”,重拳治理“小微权力”和“小微腐败”问题,增强了群众对正风反腐的获得感。

不久前,湖北正风反腐第三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群众对2016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攀升3.7个百分点,达到89.16%,比十八大以前高出32.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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