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我国政府治理水平有所提升。但总体而言,与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效能的新期待相比,还远远不够。民生需求的动态化与多样化,与政府治理的反应滞后之间形成的供需矛盾被逐渐放大。政府治理迫切需要加快“供给侧改革”,树立智慧治理观,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手段破解一些机制性问题。

多元利益诉求考验政府治理

深秋以来,华北大部分地区多次出现重污染天气,河北省会石家庄更是在10月全国74个城市中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一。为应对连续雾霾天气,11月17日,石家庄市政府发布了《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利剑斩污行动实施方案》,从11月17日到12月31日,主城区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钢铁等7大行业全部停产,各单位错时上下班。

重霾之下,民众叫苦连天,但石家庄市政府的治霾措施并没有得到预想的掌声。有网友表示,之前石家庄限号政策“三天一变”,这下好了,一律单双号限行,出门更难了。因为实施方案在涉及政策出台初衷时有一句“完成全年PM2.5浓度下降10%的考核任务极其艰难”,就有评论认为,这一举措不免落入了政绩诉求的窠臼,如果今年勉强达标,那明年是否接着限行、停产?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雾霾已成为全民公敌,但无论是公民个体,还是市场主体、政府,都有治理雾霾的责任。现代政府治理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愿望。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应在管理过程中,及时而真诚地寻求群众的支持与配合,并深化与民互动,提高公众参与水平。

前不久,网传北京新的道路交通及车辆管理措施将于2017年起实施,“二环内分时段收拥堵费”的消息引发各方热议。赞同者称,通过征收拥堵费,可以使交通在时空分布上更均衡,系统运转效率更高。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即便在交通便利上有所损失,还能在空气质量上受益。而反对的声音比比皆是。反对者称,从限行到摇号,再到限外地车进城,政府决策一步步提高了拥车开车的门槛,但并未有效缓解堵车的压力。一遇到问题就想收费,这是明显的懒政思维。

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梁勇认为,对治堵等公共政策的纷争实际上反映出政府决策和民意取向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同时也表明,在现实与互联网双重叠加的现代社会,一项涉及诸多圈层的公共政策,该不该制定、如何制定、适用性怎样,都需要决策层加强科学论证,在系统性、协调性、可行性、有效性等方面细致考量。

政府治理面临三大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利益分化明显加剧,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尤其是网络民意的出现,对我国政府治理的传统理念提出了全新挑战。尽管政府治理体制正处于改革和不断完善的阶段,但在互联网“放大镜”作用下,政府治理思维与模式、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性愈发明显。

——对治理协同性的挑战。目前,政府部门的职能存在交叉和重叠,各部门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数据,各自为政,犹如一个个“信息孤岛”,难以进行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治理,导致社会治理成本高、效率差,造成公共信息管理机制碎片化。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刘笑盈认为,碎片化的公共信息管理机制制约了数据活力,给政府工作效率的提升造成了巨大的阻力,直接导致了办证难、审批难和“公章旅行”等问题出现,甚至出现了各种“奇葩证明”,给政府形象造成了损害。

——对治理科学性的挑战。政府部门在决策时,仍存在过度依赖固有经验、特别是“惯例”的情况,缺乏在掌握数据乃至大数据基础上的缜密分析。这种主观化的“拍脑门”决策方式很容易导致决策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全局性。

竹立家认为,现代社会治理要求政府决策跳出“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短线思维,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直线思维,而应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超前决策、系统决策。所以,政府部门可以依靠大数据及时掌握社会矛盾数据,充分发掘大数据在社会风险分析与预测中的巨大潜力,从“事后救火队”变身为“事前预警机”。

——对治理多向度的挑战。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意味着不再满足于被动充当社会治理的“客体”,其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意愿更加强烈。然而长期以来,政府治理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指令化方式往往导致“好事办不好、实事办不实”。所以,政府应及时转变思维,促进公民广泛参与,协调各方利益,从单向度的管理转为多向度的共治。

主动向智能化变革

今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出发,简化优化办事流程,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提供渠道多样、简便易用的政务服务。

2015年以来,河北省肃宁县打通审批权力“堵点”,在全县推进县、乡、村“三级网上审批便民服务系统”,探索通过电子表单、电子签章、电子监察等形式改变传统纸质审批,使权力规范运行在科技的平台上,变“群众跑”为“数据跑”,实现群众80%以上的事项“不用跑、不见面、能监督”。

然而,肃宁县在改革初期依然遇到了不少壁垒。肃宁一些干部透露,电子政务发展遇到困难,不是在技术上,而是在干部对权力的理解上。少数干部仍存在以权谋私、以权谋利等思想。例如在电子政务进乡村的初期,一些乡镇干部毫不讳言:“乡镇是在县与村之间起一个过渡作用,如果都网络化,连盖章的权力都没有,那要我们这些干部还有什么用?”

这种情况并非特例,同样反映在全国层面网络应用的“政冷经热”。近年来,我国电商下乡发展迅速,但电子政务发展却相对较慢。

竹立家建议,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也需要主动进行“供给侧改革”,树立智慧的决策观。只有加快构建科学的大数据基础设施,从依靠直觉与经验决策转变为依靠大数据决策,将心中有“数”的理念贯穿于决策和调控纠偏的全过程,才能适应群众的新期待,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优化公共服务。

“此外,互联网和大数据给公众提供了发表见解、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治理的渠道与平台,所以,政府应积极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介,及时掌握民意,提升公众的话语权和参与权。”竹立家说。(半月谈记者 高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