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即从争取有利的战略地位着眼，制定了外线作战方针。出击中原、进军大别山即是这一部署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央军委在制定进军中原战略部署后，即对由哪支野战军出击大别山有所规划。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出击大别山的任务，中共中央确定是由华中、山东两支野战军担负的。1946年7月22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考虑山东野战军叶飞、赖传珠纵队使用方案时，提出三条，其中一条是：“马上调至南线使用于向大别山发展。”9月10日，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华中军及山东军之一部向大别山发展。并决定已转至苏皖解放区划归华中野战军建制的原中原军区皮定均旅也准备由淮南经原路回大别山，为华中军向大别山发展起先导作用。10月中旬，中央军委指示华中、山东野战军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胜仗，“对将来向大别山转入外线(几个月之后)亦有利”。翌年4月23日，毛泽东还致电李先念，望其组织一个支队，“准备于反攻时随苏鲁部队出大别山”。从内战爆发到1947年4月的10个月中，中央军委意图始终是由华东方面部队担负向大别山发展这一战略任务的。该种部署在实际中也是可行的，从山东经苏北入淮北渡淮河向南，或从苏中出盱胎、来安入淮南，都可直趋大别山。这样不仅距离近，而且所经之处多是解放区或游击区，便于达到突围、隐蔽的战略意图。
由此带出一个问题，即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使用方向。按中央军委的最初部署，该野战军主要使用于平汉路郑(州)信(阳)段及其以西地区，1946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在粉碎国民党大举进攻后，刘邓军渡过黄河向南阳、信阳进发。次年春，为更好地配合陕北解放军作战，支援坚持敌后的中原军区部队，中央军委考虑刘邓大军的使用方向为出豫西。4月27日，中央军委致电李先念，询问可否令中原军区一部依刘邓计划开往豫皖苏地区，“相机向河南发展(如刘邓主力出豫西，则随刘邓一起行动)”。综上所述，刘邓大军的使用方向在1947年4月底以前主要是豫西，而不是大别山。其目的是直接配合陕北人民解放军作战和较远地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
在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的情况下，华东野战军一时难以承担外线作战、出击大别山的战略任务。与此相反，刘邓大军正面敌军较少，1947年春，刘邓大军北渡黄河后，蒋介石认为已将解放军驱过黄河，在建立所谓的“黄河防线”后，再难南渡，从而敢将原用于对付刘邓大军的王敬久集团调用于山东战场。国民党这种两翼进攻、中间防御，状如哑铃的战略体系，正利于刘邓大军中间突破，一举扭转战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5月4日，中央军委改变计划，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独立经营中原，并提出出大别山的可能。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随后，毛泽东又指示陈赓、谢富治集团渡黄河南进，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至此，排除了刘邓大军出豫西的可能。8月上旬，刘邓大军自鲁西南向大别山跃进，开始了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