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日民族矛盾基本解决,但是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又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阴谋发动新的大规模内战，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日本投降后的军事形势对国民党极为不利。合众社记者分析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地位时说：“中共今日已统制华北十省大部分地区，内蒙古东部，东九省南部，华南五省之陬隅，长达6400千米，海岸线之3200千米，重要港口六，山脉七，丰腴平原一四。”蒋介石的谋士陶希圣说：“想用软的一套方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起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想依靠美国的援助来恢复其优势，便假装“和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家大计”。
由此可见，蒋介石作出和平姿态的原因有：其一，国内外都需要和平，反对内战。从国际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增多，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老世界殖民体系日益瓦解。国际进步势力反对中国内战。从国内看，中国人民经历八年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战后，人心思定，强烈反对再次发生内战。其二，蒋介石尚未完成打内战的全部准备工作，这是最关键的原因。其三，蒋介石有险恶意图，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借此宣泄在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可利用谈判之机，诱使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
面对蒋介石的邀请，中共是去还是不去呢？毛泽东再三权衡，认为如果不去，正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去可以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的阴谋，还可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当然，去了肯定会面临许多危险，甚至威胁生命。但是，毛泽东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他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于是决定赴渝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飞抵重庆，受到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这却出乎美蒋意料。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会见了民主党派负责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各界民主人士以及宋庆龄、冯玉祥等人，也会见了国民党政界要人陈立夫、戴季陶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用了历史上的一些典故，讲了“和为贵”，“君子动口不动手”，要摆事实，讲道理，反对内战，同时又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睿智、胆略和气魄。
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取得了成功。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是人民力量的胜利。这次谈判使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在人民面前表明了争取和平的诚意；也使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民主党派中扩大了影响，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民党若破坏协定，发动内战，就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这些都与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