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召开。从六大至七大整整隔了17年，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
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即提出了要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需的准备工作，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与通过党的纲领和其他文件。后来由于中共中央和红军忙于粉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并进行了长征，无暇顾及七大的筹备事宜。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七大，并成立了25人的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还提出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193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给各地方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方党组织立即进行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召开七大的问题。会议提出中央应该立刻开始的各项准备工作。会后，洛甫3月1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党同志书》，但未发出。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写的《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中说，中共中央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为500人，希望共产国际对第七次大会给以指示，并派代表指导。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批准了1937年12月会议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全会提出，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七大，同时决定了七大的议事日程。会议还决定七大代表为350人。1939年6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七次代表大会通知》（第二号）。根据六中全会作出的可以临时增加代表名额的规定，决定代表名额增至450人，并参照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环境、交通等条件分配了各地区的代表名额。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了《关于七次代表大会通知》（第三号）。要求“注意选举当地有信仰的党与群众的领袖”，并规定除选举正式代表外，增选候补代表150人。《通知》规定，各地要于1939年9月1日前选举完毕。各地根据《通知》的精神，选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1940年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延安。由于战争环境的恶化，代表人员不能到齐，会议具体日期未定。代表们有的进党校学习，有的暂时分配了工作。后来，又准备在1942年召开七大，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陕甘宁地区出现了严重困难，这个时期，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集中力量克服边区在经济上的困难。七大又一次被推迟。
1943年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会的指示》，决定在1943年底召开七大，但后因日本侵略者对各解放区的“扫荡”更加频繁，七大再次延期。
1944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为召集六届七中全会发出的通知中说：“为着进行七大准备工作，决定召集七中全会。”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七大召开的日期和议程。
综上所述，中共七大推迟召开的原因主要是：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长期处于严酷的战争和恶劣的环境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全力领导抗日战争和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而且，频繁的战争造成的交通不便，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日寇、国民党蒋介石分兵占领。中共许多高级干部战斗在第一线，难以集中。
同时，全党对于党内重大是非问题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从中共六大到遵义会议以前，党内思想是比较混乱的，曾经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于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在短时期内不可能作出深刻的总结。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仍然很严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认识必须经过长期耐心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即整风才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仓促地召开中共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