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都瑞金郊区的沙洲坝，有一栋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开阔的稻田中间的典型赣南客家居房，称之为“独立房子”，主人就是红都的“太上皇、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在“独立房子”里指挥了长达近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并最终导致了失败。
1932年春，李德以优异的成绩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来到中国的李德很快就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取得联系。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都有定期的无线电联系。李德与尤尔特每星期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洛甫见一次面交谈一些政治和军事问题。
1933年初，临时中央准备迁往中央苏区。博古和洛甫考虑到李德是苏联著名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又有街垒战的经验，求尤尔特将李德派往中央苏区作为军事顾问。这样李德就成为红都的第一个外宾。再加上又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自然受到博古的热情接待。为迎接李德的到来，博古早就下令在沙洲坝大兴土木，在一片开阔平坦的稻田中间，修建了一栋约l00平方米客家人称之为“四线三间”的典型赣南客家民房。正屋共有3间，中间的堂屋用作会议室，东间是李德的卧室，西间住着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这所房子离军委总司令部约两华里，前门正对着总政治部所在的小村子，相隔仅二三百米，离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的驻地也不远，有田间小路可通，与党政军机关的联系都方便。由于它孤零零地矗立在稻田中间，红都人称之为“独立房子”。
这时，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被称之为“中共中央小伙子”的博古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后，自己对军事指挥又一窍不通，正感到束手无策，李德这位伏龙芝军事学院高材生的到来，对他来说，犹如下了一场及时雨。李德刚到瑞金的那天晚上，博古和洛甫就去“独立房子”与李德秉烛长谈，粗略地介绍了苏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目前严峻的军事形势，并商定由李德主持军事工作。李德针对蒋介石采取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战略，也提出了“短促突击”的反“围剿”的“新战术”。他先后以华夫为笔名在中央军委创办的《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了《短促突击的战术》等8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李德在瑞金的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4所军事大学宣传他的短促突击战术。
李德就在“独立房子”里，以短促突击战术作指导，绕着地图，指挥了这场规模宏大的反“围剿”战争，因此又得到一个“图上作业的指挥家”的雅号。每当接到前线的电报，不论白天黑夜，立即送到“独立房子”，先由参谋在堂屋挂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查找电文所指的地点，并根据内容按比例绘成略图，用红蓝铅笔标出敌我态势及其行动方向，附在电文后面，译成俄文，一起呈送给李德。李德接过电报后，就围着墙上的大地图，一边不停地吸烟，一边苦思冥想，不时地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划去。然后，李德口述他的命令，让伍修权译成中文电文，转交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送给军委的朱德、刘伯承或中共中央的博古、洛甫签署后执行。李德制定的作战指挥地图，连一个碉堡应挖的地点，一个哨兵该立的位置，一门迫击炮甚至一挺机关枪配置的地方，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而当时使用的十万分之一地图误差很大，根本没有实测过，大都是问测，有的连地名和方向都不准确。李德又不留任何余地，不考虑敌情、气候及自然条件，甚至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仅凭比例尺丈量地图上的距离，计算部队应有的进度，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加上朝令夕改，来回折腾，弄得前线指挥员手忙脚乱，心中无数，贻误战机。因此，从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不断地打败仗，丧师失地。可李德却不认为这是他瞎指挥的结果，反而认为前线指挥员没有认真执行其短促突击战术，经常发脾气骂人，动辄处分前线军官，甚至于要问斩。李德成了红都颐指气使的“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