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个重要历史决议（即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都作了明确的结论：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但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却未提出反对“左”倾的问题，且强调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因此，必须要在“全党内”深入开展“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什么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右倾问题，其原因是：
（1）从局部的军事路线和现实危险倾向看，遵义会议决议中反右倾的提法符合当时党内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实际。
遵义会议决议中号召全党深入开展反对右倾错误的斗争，这是从当时党的军事斗争方面确实存在着“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而且在战争非常时期，这种右的倾向可以说已构成了党内的最大危险。概括当时军事斗争中存在的右倾表现，主要有以下方面：从军事领导思想基础来看，过分估计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残酷进攻的客观困难，而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则估计不足。从军事指挥方面来看，畏惧于敌人的堡垒主义，实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原则。从部队战斗情绪方面来看，遵义会议前夕，红军中从一些高级将领到一般战士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情绪。
因此，遵义会议决议号召全党深入开展反对“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合乎当时党内斗争实际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它对保证胜利完成长征任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从当时的党内具体状况和国际背景看，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右不提反“左”，是一种斗争的策略。
“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博古、李德等人并不承认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不难理解，在他们连军事路线的错误都不能承认的情况下，要其承认政治路线上有错误就更加困难了。当时王明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如果批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地就是指责共产国际，这样，“左”倾领导者势必会以“反国际”的帽子反攻，从而引起会议的混乱，这样就连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也难解决了。自从20世纪20年代俄共党内开展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后，共产国际给各国党的指示，都是以反右倾机会主义作为党内反倾向斗争的中心的。在中国共产党内，王明等也是以大反右倾机会主义为旗号对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改造”和“充实”，从而取得了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那时，在党内只能反右倾不能反“左”倾，似乎已形成一种习惯的看法。
因此，遵义会议决议只提反右不提反“左”，不但能使一般的同志容易接受，而且即使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也因为这一提法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而找不出反对的根据了。
虽然遵义会议决议中只提反右不提反“左”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丝毫无损于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