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开始长征。但遵义会议既没有讨论“抗日问题”，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为当前行动方针。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央红军当时处在生死关头，亟待解决的是根本转变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二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当时已趋低落，日本帝国主义虽在积极准备扩大侵略华北，暂时尚未采取大的行动；毛泽东等虽然关心日本侵华动向，却并无法预见后来发生的华北事变。因此，抗日问题在已有明确方针的情况下，似无急于讨论的必要。三是抗日问题的讨论，势必要检查批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从而导致否定“左”倾政治路线，这是犯“左”倾错误的多数领导者当时难以接受的。如果勉强讨论，很可能影响对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的解决。加上当时军情急迫，时间短促，会议没有讨论抗日问题，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