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于停止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比较重要的会议。可长期以来，对于到底在什么地方召开中共的六届三中全会的问题，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在庐山举行的。主要因为向忠发在中共的六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向忠发在报告中的确是这样说的：“我们能够在这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地主官僚想来‘安心’避暑的庐山，来开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是有极大意义的。”
其实，根据当年与会者异口同声的回答，可以毫无疑问的确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在上海召开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向忠发报告中却说是在庐山召开的呢？这种说法是在秘密环境下，为了迷惑敌人，掩护会议进行，保证代表安全的一种策略。会议中间为了防止以后会议文件落入敌人手里，引起不必要的意外，会议记录同时还把向忠发的报告写成特生报告，把周恩来的报告写成少山报告，把李立三发言写成柏山发言，把瞿秋白作的结论写成之夫结论。在向忠发的报告中，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故意把在上海召开的会议说成是在庐山召开。可是，他在报告中也露出了一些口风，当说到:“只看今年在庐山避暑的大人物和豪商绅士,已经没有当年那样‘安心’了，天气还没十分凉快，就赶紧逃回租界去了！”时，引起了全场大笑。试想，大家正坐在上海的会场里开会，报告人却大讲在庐山开会，怎能不引起全场与会者大笑呢。向忠发报告中就有这个“全场大笑”的记载。这个记载就是对庐山开会说法的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落到了国民党手里，他们看到了“特生报告”后，就相信了在庐山开会的说法。
可见，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其实是种策略，在当时是必要的，的确起到了迷惑敌人，保护自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