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出了向赣南进军的决定，直接目的是为了在经济上摆脱“万不得已”的困境，在军事上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是红四军下山遇到新情况后才决定的。理由有三：
第一，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坚持以宁冈为中心，反对向赣南出击，这是前委的一贯指导思想。认为红军“只有用全部力量与之争斗，决无退却抛弃”。坚信“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希望是很大的”(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同时对中共中央及湘赣两省委要他们离开井冈山向赣南或湘南发展的指示也进行了抵制。正如红四军前委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信中说：“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路，不得已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了经济计，而不是政治意义。”可见，创建和发展赣南根据地的构想当时是没有的。
第二，柏露会议决定红四军下山，正是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权宜之计。据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湘赣两省反动军队，正在调动部署，准备‘围剿’井冈山。当时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未解决，无盐吃，每天三分钱的饮食也难解决，只有离开井冈山到白区打土豪才能解决。”还讲：“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计划转移到敌后，也就是敌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队，寻找战机夹击敌军，以打败敌军‘围剿’。”陈毅在《关于朱毛军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红军对于敌人三省会剿决定以四军出发赣南游击向吉安一带推进。”而吉安又是敌军在赣西南的大本营，向吉安展开进攻就是围“魏”以解“赵”，即解井冈山之围。杨克敏在回忆中也指出，红四军出发的原因，第一是经济问题，再则是为了应付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1929年红四军主力下山的任务，不是为了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第三，红四军下山后，客观上确实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由于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发生了意料之外的情况，敌人尾追在后，并把红四军向南赶，而敌人又没有放松对井冈山根据地围攻，红四军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和英勇顽强的斗争，到1929年2月中旬才到达吉安附近。但得知井冈山已失守，在闽粤交界处游击，无法按原计划威胁敌人后方并配合守山部队夹击敌人。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期，在闽西、赣南20余县的范围内，用游击战术来发动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并以此割据和湘赣边的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此作前进的根基，结果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四军前委下山后遇到新情况后提出的新任务，这种思想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